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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将健康的肾割去，而留下坏死的肾”如此荒谬的谣言却在当时广为流传。从古至今人们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医生。当医生陷入这样的谣言风波时，多的是不顾事实真相跟风造谣的吃瓜群众，极少见到像梁启超先生一般理智的患者。当有一天你的生命掌握在医生手里的时候，你是否还能像今天一样微笑着吃瓜？

姜文的新电影《邪不压正》里，彭于晏扮演的李天然，医院上班。

上班第一天，院长要求李天然对着一颗肾发誓，李天然问院长为什么，院长说，医院接受治疗，医院某医生做手术时，误将患者健康的肾摘了出来，有病的肾还留在身体里，最后导致这位病人英年早逝。

图：电影《邪不压正》关于肾的剧照

电影中的这位“名人”，指的是梁启超。

年3月，医院做了右肾摘除手术。年，与梁思成（梁启超之子）夫妇交情密切的费慰梅（WilmaCanonFairbank，费正清的夫人），出版《LiangandLinPartnrsinExploringChina‘sArchitcturalPast》（中文版译为《梁思成与林徽因：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》，年出版）一书，首次讲述了“医院被割错肾”这个故事。

费慰梅在书中写道：

“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，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。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。据他们说，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，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。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（切除那健康的肾），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ⅹ光片。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，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，被当成‘最高机密’保守起来。

“上海的张雷，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，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，把这些告诉了我，并且说：‘直到现在，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。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，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，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。’”

费慰梅的信息源是“梁启超的好朋友张雷”；张雷的信息源是“参与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”。

这种“朋友的朋友跟我说”式的辗转耳闻，很容易以讹传讹。费慰梅的表述里，有“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”这种情节，即是缺乏医学常识——为避免破坏多层腹膜，肾摘除手术并不会从肚皮上下刀。

费慰梅此说流传甚广，“将健康的肾割去，而留下坏死的肾”的谣言，就此在中文世界广为流传。电影《邪不压正》，正是依据这一传言，设计了上述故事情节。

图：费正清、费慰梅夫妇与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合影

其实，“将健康的肾割去，而留下坏死的肾”这个情节，历史上并未发生。

梁启超的肾摘除手术，在当年确实闹得沸沸扬扬。但争议的焦点，不在手术过程，而在诊断环节。手术过程中，并无事故发生。

这一点，有梁启超自己的说法为证。

年6月2日，梁启超在《晨报》副刊上撰文，亲述手术经过。

梁说，自己当时“便血病已经一年多了”，一开始没当回事，后清华校医检验发现尿液中“含有血质百分之七十”，才去找了德国和日本的医生看。吃药打针未见好转，医生排除了尿石、结核，怀疑是“肿疡”，医院住院检查，因器械限制没查出病因，医院。

协和用了多种手段为梁启超做体检，通过X光发现其右肾有黑点，可能存在一个“大约是善性的瘤”。医院的建议是“虽一时不割未尝不可，但非割不能断根”，作为病人的梁启超，决定同意手术，将可能存在问题的右肾割掉。

梁启超说：

“割的时候，我上了迷药，当然不知道情形。后来才晓得割下来的右肾并未有肿疡物。……后来便转到内科。内科医生几番再诊查的结果，说是‘一种无理由的出血，与身体绝无妨害；不过血管稍带硬性，食些药把他变软就好了’。……右肾是否一定该割，这是医学上的问题，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。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，我不过受局部迷药，神志依然清楚；所以诊查的结果，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。据那时候的看法，罪在右肾，断无可疑。后来回想，或者他‘罪不至死’或者‘罚不当其罪’也未可知，当时是否可以‘刀下留人’除了专门家，很难知道。但是右肾有毛病，大概无可疑。说是医生孟浪，我觉得是冤枉。”

简言之，医院诊断认为梁的右肾有问题；手术割掉的也确是右肾。手术过程中不存在“切除好肾，留下坏肾”之事。存在争议的，是割下来的右肾“并未有肿疡物”，梁启超的尿血病也未得到根治。

梁在《晨报》副刊上公开发表文章，为医院做辩护，否认“医生孟浪”，是因为他不愿意自己的病例，被人拿来做反对科学的依据。他在文章里写道：

“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，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。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，虽然诊查的结果，不如医生所预期，也许不过偶然例外。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，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‘阴阳五行’的瞎猜。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。我盼望社会上，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，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，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。——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。”

但“诊查的结果，不如医生所预期”，毕竟是一个事实。在稍后给女儿梁令娴的家书中，梁启超说出了他内心对此次手术的真实看法：

“总之，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，好在用了之后身子没有丝毫吃亏（唐天如细细诊视，说和从前一样），只算费几百块钱，挨十来天痛苦，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。”

“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”，说的还是诊断过程的问题。

图：梁启超用英文所写的《我的病与医院》第1页，藏于协和医案。

梁启超之弟梁启勋的说法，也可以证实，并不存在“割去健康的肾，留下坏死的肾”这种情节。

年5月29日，梁启勋在《晨报》副刊发表《病院笔记》，对兄长的肾被割掉而尿血病未见好转一事非常不满，公开责备“医院的手术是失败的”。

文章讲述了许多外人难以知晓的细节。

“剖治时余未参观，但据力舒东之言，则当腰肾割出时，环视诸人皆愕然。力与刘作一谐语曰：‘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？’刘曰：‘分明从右胁剖开，取出者当然是右肾，焉得有错。’乃相视而笑。力又云，作副手之美国大夫，亦发一简单之语曰：‘吾生平所未之见也。’以此证之，则取出之肾，颜色与形状，一如常人，绝无怪异可知。继乃将此肾中剖之，则见中有一黑点，大如樱桃，即从照片上所见，疑以为瘤者，即此物也。”

力舒东是梁启超的好友，且是手术的参与者，他的话应该可信。亦即：诊断时，发现阴影的是右肾；手术中，割掉的也是右肾。右肾被剖开后，发现一大如樱桃的黑点，未发现肿瘤。

此外，梁启勋在文章中评价主刀医生刘瑞恒，说他“以手术论，不能不谓为高明。割后绝不发热，且平复速而完好。”如果刘瑞恒割错了梁启超的肾，是不可能得到梁启勋的这种评价的。和乃兄一样，梁启勋对协和的意见，同样集中在诊断层面。

梁启勋还披露，力舒东曾告诉他，手术当天下午五点左右，即可知晓尿血症是否已被治愈。梁启勋五点半去询问主治医生刘瑞恒，刘却告诉他要再等两天才有结果。数天后再问，刘仍说还要再等几天。这种答复让梁启勋觉得“该院医生之举动诡异”，追问之下才得知，割肾后二十余天，梁启超的尿中依然带血（据梁启超讲，血丝用肉眼较难辨认，需用仪器检测），亦即诊断有误，右肾上的黑点并非尿血的病因。

至于同期的社会舆论，如陈西滢在《现代评论》里骂协和的医生不肯认错，“在左肾（陈的原文如此，实际上割掉的是右肾）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。……他们还是把左肾割下了！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”；徐志摩在《晨报》副刊骂协和的医生不负责任，以致“梁任公先生这次的白丢腰子，几乎是大笑话了”等等，颇多谬误与夸张，对廓清这桩医疗风波，并无多少价值。

图：为梁启超主刀割肾的刘瑞恒医师

被割掉的右肾不是尿血病的病因，这一点手术结束后不久，梁启超就已清楚。但他还想知道，那颗被割掉的右肾，究竟有没有肿瘤。这个问题，直到半年后，他才从好友伍连德（公共卫生学家，医学博士、医院的创办者之一）口中得到答案。

年9月14日，在给子女的家书中，梁启超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：

“在南长街住那几天，你二叔（即梁启勋）天天将小便留下来看，他说颜色比他的还好，他的还像普洱茶，我的简直像雨前龙井了。……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，割掉的右肾，他已看过，并没有丝毫病态，他很责备协和粗忽，以人命为儿戏，协和已自承认了。这病根本是内科，不是外科。在手术前克礼、力舒东、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，实是误入歧途。但据连德的诊断，也不是所谓‘无理由出血’，乃是一种轻微肾炎。……我从前很想知道右肾实在有病没有，若右肾实有病，那么不是便血的原因，便是便血的结果。既割掉而血不止，当然不是原因了。若是结果，便更可怕，万一再流血一两年，左肾也得同样结果，岂不糟吗？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，他们为护短起见，总说右肾是有病，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。我却真放心了。”

这段家书，可与之前梁启勋所述互相印证：力舒东说剖开后发现的是大如樱桃的“黑点”而非肿瘤，伍连德说他观察到“割掉的右肾，……并没有丝毫病态”，二者大体一致。也正因为肾无病态，力舒东才会在手术室问刘瑞恒“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？”（你没割错别人的肾吧？）

综上，此次医疗风波，未发生“割去健康的肾，留下坏死的肾”的手术事故；真正有争议的问题，在于手术前的诊断。

就梁启超家书观察，年割除右肾，固然没有治愈他的尿血病，但也未使其进一步恶化。年1月19日，梁启超在北京医院去世，致命病因也非尿血症，而是“痰内有毒菌，在肺部及左肋之间”，“以（左肋肿处）脓血注入小动物体内，亦内部溃烂出血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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