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治疗脸部白癜风的医院 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C%97%E4%BA%AC%E4%B8%AD%E7%A7%91%E7%99%BD%E7%99%9C%E9%A3%8E%E5%8C%BB%E9%99%A2/9728824?fr=aladdin

那场制造了国家整整十年动乱的大革命开始时，我们还很小。今天在记忆深处掏摸，还能摸到一点粗糙的东西，还能嗅到一点点当年的气味。我只是想，那场革命开始时，我们这群幼小的康定娃娃在做什么？

记得那一年，我刚进小学不久。我读的是东大街小学，从春季开学不久，就在准备六一儿童节的表演。学校组织我们去电影院看了歌剧片花儿朵朵，就想仿照里面的表演，让我们选出来跳舞的娃娃一人头顶戴一朵向日葵花。我也幸运地选上了，也顶着硬纸板剪裁出的葵花排练了好几个下午。可是，那一天，我突然病倒了，高烧了一夜。母亲吓坏了，医院，一查重感冒，还伤了肺，得住院治疗。可我舍不得那个六一节的表演，哭闹着死活不愿住院，可小娃娃怎么抗得过大人呢？哭够了，医院病房冷冰冰的床上。

正是躺在那间空荡荡的病房里，从对面那扇半开的窗户传来的广播里，我听到了严肃得像气愤的老师咒骂淘气学生的声音，翻来覆去的都是清宫秘史、海瑞罢官、武训传呀的词，还有，我知道了有几个叫称坨噗鼾尿菩萨的坏人。就在那一天，与我同房间的一个小女孩子去世了，在她家人痛哭声里，我看见她裹在白床单里只是很小一坨，像包裹住的一块小木头。也在那天夜里，我突然醒来了，病房里昏黄的灯还开着，射在雪白冰冷的墙壁上。窗户依然半开，而我眼前一片五彩光芒射来，很柔和很温暖。我看见了很奇怪的事，一串手牵着手，穿着很漂亮的花衣裙的小孩子从窗户孔里漂了进来，都是很小很小的人儿，比大人的手指头长不了多少。这群小人就在我眼前牵成一圈，抬脚舞手表演舞蹈。一圈一圈地跳。后来，窗户孔又漂来两个小人儿，我清楚地看见了，是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，他们就站在窗户口上对跳舞的小儿人挥手说着什么，那群跳舞的小人儿才一边跳着舞，一边从窗孔上漂了出去。他们走了，我还死死地盯着那儿，黑黑的夜色早就浸染了那里……以后，好多次我都想着这件事，我没眼花也没做梦，实实在在地看见了那些小人儿，从医院窗孔上漂进来的跳舞的小人儿。

这些小人儿，一直深藏在了我的心里，我在长大后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，那些如梦似幻的小人儿让我相信，我们生活的空间不仅仅是这一个，还有另一个在窥视着。哪怕不久后，一场洪水似的革命冲激过来，把百花齐放的中国文化冲刷成一片荒漠。

那一天，医院儿科住院部几个小病友帮医生洗涮药瓶子时，有个衣衫褴褛的女人站在病房过厅里大喊大叫，要医院的什么院长跪在她脚下，为曾经开除她道歉，不然院长的灾难就会降临，就活不过今年的冬天。我不知道她是谁，为啥那么恨院长，但她的吼叫咒骂我听着都害怕，医院里坐在门诊室里的那些白大褂子们却沉默不语，平静得像聋子听不见轰轰的雷声。

我出院后回到我家的小院子，发现也变化好大。过去住在小院里的四清工作组，也开始号召人们破四旧，就是把家里收藏着的旧社会封资修的东西全清理出来，因此小院子的地上堆满了瓷瓶陶罐，大大小小的铜制菩萨佛像，还有靠墙堆得老高的旧书籍。母亲像害怕担忧着什么，扯着我的耳朵一遍遍给我打招呼，这些东西别拿到家里来哟！好像上面沾染了啥致命病毒，拿了摸了，就会把灾难带进家里。我天天看着堆满地的那些书籍和东西，心子也是紧缩的，又好奇又胆怯。我偷偷翻看过那些书，大多是古书，还有些英文，我读不懂上面的文字。有一些图画，是天主教的吧，画着好些头顶有光圈子的外国人。

四清工作组是一夜之间撤走的，那些收来的四旧也是一夜之间不知道去了哪儿，只剩几间空荡荡的办公间，地上扔满了废纸与垃圾，还有一大堆空酒瓶子，让好些人家捡回去做了酱油瓶子。

那天，家住后院坝，正在康中校读高中的大毛回来了，他不像弟弟二毛一样的强壮，黑黑瘦瘦的，嘴唇上飘着稀疏的几根黑胡子。他看着蹲在墙根下玩得很无聊的我们说，你们知不知道，现在全国都开始革命了。我们也要组织起来。我们来了兴趣，围着他问，我们也能革命呀？他说，怎么不能，当年革命根据地就有好些像你们这么大的娃娃组织起来，成立儿童团，每天站岗放哨，抓坏人。

好吧，我们就让他组织起来了，按高矮次序排起了队。他说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红色儿童队，每天都要下操，开会，站岗放哨。他把我们的总部设在中院坝那个小院子里，在靠大门边墙角处画了个方圈，立了四根竹根子，说我们就按这个样子，竹杆子的高矮自已搭一个台子，以后就在这个台子上开会，表演节目。

那两天，我们真的兴奋极了，一早就去后山搬石头挖泥巴，真的把一个台子搭好了，还站在上面跳了跳，很结实。可是，大毛却不见了，据说他回康中校去了，那里有好些红卫兵组织，他去参加真正的革命去了。我们每天都守着有些孤独有些惆怅有些失望的泥台子，内心空虚极了。不过，那时人小，没那么多的心眼，只一会儿就让大街上的轰闹吸引走了。

那些日子，对我们这样的康定娃娃来说，天天都是惊喜，不再让学校管制起来，读那些枯糙的书，可以溜到混乱的街上随便淘气了，没人来管制了，真的对我们来说，不亚于节日的狂欢。

我们院子里的大人们开始用镔铁皮子做语录牌子，那时主席像章还没普及，只有裁剪那种镔铁皮子，涂上红漆，用黄色的油漆书写语录，再戴在胸前。好像街上大多数人都这么做这么戴着，很时髦也很让人羡慕。大人们都不去上班了，吵吵闹闹的做三忠于牌子，就是有红太阳主席像，下面做带忠字的三个葵花，都在做都在比赛谁做得漂亮。大人们吵得更厉害了，街上到处都围着一圈圈的人，谁跳到高凳子上说出一句啥话来，下面的人就围着他大骂着吵闹着。学校也不上课了，我跟着同巷子的娃娃去西小看看，好些教室都让高年级的娃娃们占领了，红牌子一挂旗帜一插，就是他们成立的战斗队。我还记得那个曾经很严厉很歪淘气学生都害怕的姓吴的老师，让几个娃娃一根绳子脖子上一缠，就拖到操场上开始了批斗，越缠越紧的绳子让她喘不过气来，脸都乌黑了。

突然有一天，街上成了娃娃们的天下。每一个娃娃都可以站在街口上堵着过往的行人，先问成份，再叫背诵语录，背完整了才能通过，没背到的就叫到街边，让他们一边翻着语录本，一边背，直到背会了才放走。记得修锁配钥匙的简洋汉抱着茶瓶提着火炉子过来时，我们围了上去，对他说成份？他吓了一跳，想了想，说小手工业者。我们说啥叫小手工业者？他说，就是修修补补挣钱吃饭的。好吧，请背诵语录。他说，为人民服务。我们说，不行，得背一个完整的。他又说为人民服务。那天，他一直说为人民服务，就是没背诵更多的。我们就让他靠在墙边上，看着他大大的鼻子尖上清亮的鼻涕朝下掉，开心极了。

那些天，是我们最志得意满的日子，我们可以随便训叱人。而我们大多数都不会背诵那些语录，因为连语录里的字都认不全。可我们能叫别人背，这天下好像真的属于我们的了。

街上开始流行像章了，是那种小指头大小金色银色的像章，我们看着那些胸前戴着的，心里痒痒的。人真的是欲望强的动物，那个时代，眼红的不是金钱，而是有这种亮闪闪的像章。开始，有人专门朝人堆里混，不是想去看那些人吵吵闹闹地辩论，而是在戴像章的人专注于辩论时，贼手就伸到他的胸前了。像章被偷走了，那个看辩论的人还啥也不知道。这种让人刺激的事，我也干过，当然也被抓住过。可是被抓的人都会辩称，因为热爱，才去抢的。抢了别人的贼比被抢的人还理直气壮。那时，抢像章的技术一个比一个强，我们巷子里有个叫阿格的娃娃，手在你胸前拍一下，快得你还没看清是怎么动的，像章已经到他的手心里了。

街上越来越混乱，到处都是大字报大标语，一突儿，一群戴着高帽子套着大木牌子的人就敲着锣在街上游着，而一长队大大小小娃娃组成的造反队，趁天还没黑尽就敲开有些人家的门，说是这家人旧社会是剥削阶级，得抄一抄看有没有变天帐本啥的。人也变得敏感极了，一会儿传说，厕所里发现反标，一会儿传说有个四类份子拿一瓶汽油，想烧领袖画像。好像到处都有告密者，告密才能表现出你有阶级觉悟。

那个黄昏，我姐姐参加的那个造反队举着红旗，闯进了巷尾一个姓谭的人家里。那时，我与那家最小的儿子谭永祥（祥娃儿）是常在一起玩的伙伴，记得他生得白白净净的，脖子和脸颊都干净得发亮，爱笑也爱脸红。不知道听谁说的，祥娃儿家是剥削阶级，姐姐他们就闯了进去。刚好，我也从那里经过，姐姐就叫住了我，说他们抄家忙不过来，叫我帮他们看守住祥娃儿家的人。祥娃儿家的妈妈和姐姐坐在街边上，穿得很单薄。记得他妈妈看着很善良质朴，哪像剥削阶级的样子。洗得发白的蓝布衣服，齐耳的短发，低着头，嘴里嘟囔我们这么穷的人家，你们抄吧，啥也抄不到。他们给我一把砍柴的弯刀，我就扛着弯刀守着他们，祥娃儿也靠着他妈妈坐在那里，看我的眼睛里显得很自卑。夜深了，风刮着很冷，我都受不了啦，就叫他们生个火炉子。他们对我说，你守着的是坏人，别想着可怜他们了。

那很冷的一夜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抄走了什么，因为天快亮时我实在受不了，就回家去了。第二天我患了感冒，头痛得要裂开了。

之后，祥娃儿依然来同我们玩，可是眼光里有了一种怯生生的卑微。那个时候，我们也不懂事，他越是这样，我们越爱伤害他。一不如我们的意，就叫他四类份子娃娃，他再有理都不敢与我们吵了。我们就这样以伤害他取乐，现在想来，那是最没有人性的表现，真的很对不起他和他的家人们。

好多次，我都一遍遍问母亲，我家该是啥成份？她总是迟疑着把想说的话吞了下肚，我纠缠着她才说，你爸是党的干部，别人问你成份时，你就说革命干部嘛。我高兴了，因为革命二字说明我家该是受尊敬的。那时，好些像我家一样的人，都很得意地把革干当作骄傲的资本能说出口的成份。可是有一天，我刚上街玩耍，就撞见了那个军大衣叔叔。他是我爸单位的，过去一见我就很热情地来拉我的手，从兜里把水果糖呀的塞进我手心。有时，还拉着我去电影院看电影，他只买一张票，我就躲在他大大的军棉衣内，混进影院。可这天，他一见我就很高兴地拉着我的手，说引你去看一场好看的戏。我还问啥戏，精不精彩？他一脸的得意，笑着说，精彩极了。

他把我拉到我爸的单位，就是刚建好不久的农牧大楼。我一进那个一圈楼房围成的大院，就看见到处帖着的大标语和大字报，全写着带大红叉的我爸的名字。他拉着我进了一个小会堂，里面正在开批斗会，我一进去就看见爸跪在一张高凳子上，戴着高高的纸帽，脖子上压着大大的木牌子，上面的字我还认识一些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，隐藏最深的走资派。在大群人怒吼的口号声里，我背脊一下像让人塞了寒冰似的僵硬了，腿也软得迈不动了。那个带我进来的军大衣叔叔跳上桌子去，一边喊着什么，一边用手掌打我爸的脸。我看不下去了，又哭不出来，低低地埋着头跑了出去，好久好久都不敢把头抬起来。我终于知道活得卑微与可怜是怎么回事了。后来，我知道，在这个单位里，我爸只是个芝麻小官，算不了什么，他从这个运动一开始就在逃避，埋头做自己爱做的农业科技研究的事。可是能逃得掉么？父亲终于说了实话，我爷爷其实是资本家兼土地出租，就是地主。但他参加革命早，解放后，所有家产全交公了，爷爷死后，读川大的父亲一毕业就要求到边疆来了。

那天，父亲半夜才回来，头发也被人揪掉了一大圈，他不说话，躺在床上抽了一夜的烟，整个屋子都烟雾滚滚。母亲也伤心地一句话不说。第二天一早，有个军代表来找他，说是关外新龙有个农作物病虫害的调查队要他参加，因为他是那方面的专家。他二话不说就去了。那时，新龙还很偏僻，没通公路，得步行好多公里路去。后来，父亲才说，那是有人想保护他，因为他是州里少有的懂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又能写作的大学生，不想他被运动的混乱整死了。

说实话，这件事影响了我以后的性格，总是萎萎缩缩，自卑自弃，没有顶风冲刺的男子汉气。那以后，我见着祥娃儿，再不敢说伤害他自尊心的话了，我默默地看着他，心里说，我们也是同类的人。

康定城里也越来越乱了，到处都是大字报栏，画着大大的拳头，砸碎写着名字的小人儿的脑袋，有国内最大的走资派，也有我们州里县里最大的走资派。那些举着旗帜的人一队又一队走进一个个机关单位，撬开了那些办公室的锁，里面的一切都抄得乱七八糟，像一个又一个大垃圾场。记得我们街上的几个小娃娃，有小建明弟弟娃儿小弟娃儿，当然也有我，我们去造过反的那些办公大楼里捡东西，捡了好些公章和印泥，然后在墙壁上乱盖，觉得好玩极了。

我亲眼看见好大一群人撞开了安雀寺的大门，里面的喇嘛们早就逃回老家去了，他们进去就把泥菩萨铜佛像全砸碎了，把经书堆在院子里点火烧掉。那群人拉着装满砸碎的铜菩萨的架子车，高喊着让开让开，朝废品收购站拉去。他们那些堆成山样高的碎铜片全交给了废品收购站，不知道卖没卖成钱。我还亲眼看到，有一群北京来的红卫兵，想在康定掀起更大的革命风暴。先康定人还到东关去欢迎他们，安排他们住进了当时最好的州交际科。可是才几天，康定人就对他的傲慢暴怒了，把那些说着官话的男男女女围起来，把他们在交际科睡过的被盖全扔到百货大楼二楼的平台上展览，说啥北京来的革命造反团，全是啥男女睡觉团。看看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吧！除了男女睡一床，就是想把我们交际科的东西偷走，简直是一群男盗女娼团。康定人把那群大北京来的人羞辱得埋着头坐在百货大楼地上，脸白得像纸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对我们闲得无聊的康定娃娃来说，那些日子天天都有热闹看，天天又无聊得浑身发痒。我们在长长的大字报栏后追逐逮猫，后又在大字报栏后掏洞，把自制的弹枪和弹弓对着在大字报前观望的人射击，打了就跑，说是在地道战，打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，各自为战。我们兴奋着也迷茫着，轻松着也重压着。折多河水就在身旁流淌，而我们最不敢想的就是明天。

谁知道明天又是怎么样的呢？

突然有一天早晨，康定全城戒严了。街口巷尾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人，一批批穿人保组服装的人（那时公检法砸烂后，新成立的专政机构就叫人保组），敲开一家家的门，开始搜查抓人了，好些在热闹场面里火着的人抓进了北三巷里的一迥寺（看守所）。我们小院子的门也让人砸开了，不是人保组的人，是一大群样子很凶的人，把靠街的那家人的门砸烂了，冲进去把睡在床上的新婚不久的两口子抓了起来。不知是谁揭发的，这个姓沈的男人挂在墙上的主席像是歪嘴的，还有他在街头画的版报上的主席去安源的样子全是丑画了，竟敢把领袖画成个小矮子，大裤角，光脚板。他挣扎着哭闹着，光着身子，只穿了个大裤衩。让一个大个子提起来，扛在肩膀上像扛一头刚褪了毛的猪，扛到了一迥寺。他一年后才回来，回来时正遇到他的女人生孩子。记得，有天半夜里，他与老婆和奶娃子正睡在梦里，有个人翻窗进了他的家里。男人醒了，大叫抓强盗。我们全院子的人都惊醒了，也跑来堵着门抓强盗。可翻进窗户的那个人跳上窗台子，对吓得缩在床角的女人和婴儿说，别伤着我的儿子了，就跳窗跑了。之后，院子里的大人们说了好久的闲话，都在说这个娃娃来历不明，哪有男人坐了一年多的牢，娃娃才生下来的。

那个冬天很冷，细细的雪粉天天都在狂风里翻卷，冷得伸出舌头都会冻得梆硬。就在那个寒冷的早晨，后院坝的李姆姆敲开了我家的门，痛哭不止地对我母亲说，她的大儿子，就是那个最早带我们娃娃们革命的大毛出事了。我母亲问她啥事，她不说，只是哭。母亲送她回了家，才知道昨夜有好些人闯进他家里来抓捕大毛，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。

两天后，有人在靠州委大门不远的垃圾箱里发现了大毛的尸体，他蜷缩在里面，头发与眉毛都结着冰，人早就冻僵硬了。小巷子里都在传说，他是在躲避抓捕他的人，又不敢回家，就找个避风的地方躲藏着，钻进了这个垃圾箱。

在那些寒冷的，石头与冰冻在一起抠也抠不出来的日子里，活着的康定人踩着溜滑的冰去水井子挑水，去水桥子买豆腐，在小小的肉店卖生了绿毛的冻肉，活得艰难又顽强……